网上有关“涉及到法律的案例”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涉及到法律的案例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这有一些国际私法的案例
冲突规范
[案情]
1999年11月20日下午，某大学工人陈强在该校校园内骑自行车向右拐弯时，未打手势示意，被从后面超车的该校留学生杰克骑自行车撞倒。经检查，陈强右内踝关节挫伤，他的自行车前轮被撞坏，造成经济损失约140元。学校曾为双方进行调解，但双方在杰克应付给陈强的赔偿储额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于是陈强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受理了本案。
[问题]
1．法院对本案应如何适用法律？
2．假如本案的当事人双方都是外国人，法院由该如何适用法律？
[分析]
1．本案中被告杰克的行为构成侵权。根据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原则，应以侵权行为地法为准据法。本案侵权行为的加害行为发生地和损害发生地是一致的，都是中国，所以法院应适用中国法。我国《民法通则》也是这样规定的。
2．依照《民法通则》第146条第1款的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使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所以，如果本案的当事人双方都是外国人，并且都具有同一国籍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可使用他们的国籍国法或者共同的住所地法；如果双方具有不同的国籍或者不在同一国家有住所，则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
冲突规范的适用
[案情]
某英国公民家生前立下了7份遗嘱文件，其中包括1份遗嘱和6份遗嘱附录书。遗嘱和2分附录书是按比利时实体法规定的形式作出的，其他4份遗嘱附录书虽未按这种规定的形式作出，但符合英国遗嘱法的规定。按照英国法，甲死亡时的住所在比利时，而依比利时法律关于外国人在比利时设立住所必须经政府许可的规定，甲死之时其住所仍在英国，因为它为获得这种许可。英国法院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该英国公民甲所立遗嘱是否有效？
审理此案的英国法官按英国冲突法的指引，对上述问题的解决适用了比利时法，承认依比利时法律作成的遗嘱和2份附录书在形式上具有有效性。但同时指出：英国法官审理此案应该像比利时法官一样去适用法律。由于比利时冲突法规定：“未在比利时合法设立住所的外国人所立遗嘱的有效性依当事人本国法确定”，因此，比利时法官会适用英国发起确定其余4份附录书的有效性。于是，英国法官将最终适用英国法确定其余4份附录书在形式上也有效。
[问题]
1．当英国冲突法规则在本案指向比利时的法律时，英国法官适用的是比利时的实体法还是冲突法？
2．英国法官适用法律的做法有无道理？为什么？
[分析]
1．这是英国法院最早采用反致的案例。所谓反致，是指对于某一涉外民事关系，甲国（法院国）根据本国冲突规范的指引，以乙国的法律作为准据法，而依乙国的冲突法规定却应适用甲国法作为准据法，结果甲国依据乙国的法律判决案件。
本案中，在确定遗属及2份附录书的有效性时，所依据的是比利时的实体法；而在确定其余4份附录书的有效性时，英国法官适用的是比利时的冲突规范。
2．对于反致，各国立法和实践的态度不一。英国法官适用比利时冲突规范的做法，其目的是为了避开英国冲突规则关于“遗嘱的形式要件只能以依遗嘱人最后住所地确定”的苛刻规定，以尽可能地确认反映当事人意愿的遗嘱在形式上的有效性。而当时，与英国相邻的欧洲国家，都规定遗嘱的形式要件依遗嘱人属人法（包括本国法和住所地法）或依遗嘱制作地法皆可。因此，从这一层面上看，英国法官的做法应具有合理性。
[案情]
W是美国居民，1956年，在沙特阿拉伯逗留期间，因其驾驶的轿车被美国石油公司雇员Z驾驶的卡车撞翻，W身受重伤。之后，W在美国石油公司营业执照领取地纽约起诉，请求法院判决美国石油公司做出侵权赔偿。初审法院根据“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冲突规范，确定本案应适用沙特阿拉伯法律，要求当事人提供并证明有关沙特阿拉伯法律，结果原告未能提出或证明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沙特阿拉伯法律，被告也未能提出或证明支持其答辩的沙特阿拉伯法律。法院最后以原告诉讼请求的证据不足为有驳回诉讼。原告不服，提起上诉。
[问题]
1．什么是外国法的确定？外国法的确定一般有几种方式？
2．在外国法不明时，如何解决法律适用的问题？
[分析]
1．外国法的确定也称外国法的查明，是指一国法院根据本国冲突规范指定适用外国法时，如何查明该外国法的存在和内容。
由于各国对外国法究竟是事实还是法律有不同的主张，因此外国法的查明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把外国法看作事实，由当事人举证证明；
（2）把外国法看作法律，由法官负责查明；
（3）基本把外国法视为法律，原则上由法官负责查明，必要时也可要求当事人予以协助。
2．在外国法不明时，如何解决法律适用的问题，各国也有不同的学说和实践。但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法来解决：
（1）以法院地法取代应该适用的外国法；
（2）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抗辩。
国际私法的主体
[案情]
英国妇女A与法国人B（19岁）在英国结婚，而双方父母对之则毫不知情。婚后，B父母得知此事后，即带B回法国并向法国向院起诉，要求判决此婚姻无效。法国法院依据本国法“男未满25周岁，女未满21周岁，非经父母同意不得结婚”的规定，判决该婚姻无效。其后，双方在各自国家又分别结婚。但两年后，A的英国丈夫C提起诉讼，基于A与B的婚姻未因英国法律上的任何理由而被宣告无效或解除，故请求法院判决C与A的婚姻解除。英国法院据此判决A与C的婚姻解除。理由是，如依法国法即当事人B的本国法，B不具备缔结婚姻的能力，故法国法院判决A与B婚姻无效；而依英国法即依住所地法和婚姻举行地法，则B具有完全的缔结婚姻的能力，故英国法院判决A与B的婚姻有效，从而解除了A与C的婚姻。
[问题]
1．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应适用何国法律确定？
2．各国法律对当事人行为能力的确定规定了哪些例外？
3．我国法律对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作了哪些规定？
[分析]
1．由于自然人的行为能力与他的身份地位有直接的关系，而自然人的身份地位既包括他的自然状况，如是否成年、精神是否正常等，也包括同的法律地位，如是否已婚等。因此，一般主张依当事人属人法来解决自然人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只是对属人法的理解有所不同，如大陆法系国家是指当事人的本国法，而英美法系国家则是指当事人的住所地法。因此出现了本案英、法两国法院不同的判决结果。
2．随着国际贸易关系及相互交往的发展，为保护相对人或第三人因不明他的属人法规定而蒙受损失，保护商业活动的稳定与安全，各国在适用自然人行为能力依其属人法这一冲突规则时，仍有以下例外或限制：
（1）处理不动产的行为能力和侵权行为的责任能力，一般都不适用当事人属人法，而是分别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和侵权行为地法。
（2）有关商务活动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也可以适用商务行为地法，即商务活动当事人如依属人法无行为能力，而依行为地法有行为能力，则应认定为有行为能力。
3．我国《民法通则》第1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定居国外的，同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适用定居国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补充规定为：
（1）定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如其行为是在我国境内所为，适用我国法律；在定居过所为，可以适用其定居国法律。
（2）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如依其本国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而依我国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应当认定为有民事行为能力。
（3）无国籍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一般适用其定居国法律；如未定居，则是用其住所地法律。
涉外物权
[案情]
原告为一家在甲国A市和英国B市开办业务的银行，被告是一个住所在英国的已婚妇女。原告和被告在英国达成协议：被告同意向原告抵押在甲国A市的土地，作为原告银行向其丈夫贷款的担保；同时被告委托一个住在甲国A市的人代理她处理抵押的有关事宜。按照甲国的法律，被告无能力缔结这样的协议。后来，原告根据英国法关于特定履行（指法院通过对被告强制执行其依合同所承担的义务，对原告赋予的衡平法上的补偿）的规定，在英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强制执行被告以上述协议所承担的义务。法院判决认为，被告负法律责任，因为根据当事人之间合同关系的标的物（土地）所在地法，被告无缔结这种合同的能力，因而她们之间的协议是无效的。
[问题]
1．你认为英国法院是否享有对本案的管辖权？其依据是什么？
2．本案中，法院对不动产缔约能力适用的是何国法？为什么？
[分析]
1．本案中，英国法院享有对本案的管辖权。因为有关合同纠纷的诉讼，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合同的地界地和合同履行地两个标志来确定国际民事管辖权本案中，原、被告的合同缔结地在英国，且被告住所地也在英国，而原告是以抵押贷款合同为依据提起诉讼，因此英国法院享有对本案的管辖权。
2．本案中，法院对不动产缔约能力适用的是甲国法。因为关于当事人的物权行为能力，大陆法系各国通常依一般行为能力解决，即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主要按动产、不动产个别解决当事人的行为能力问题，对不动产行为能力一改以物之所在地法。本案中，物之所在地法即是甲国法。
涉外知识产权
[案情]
日本某企业于1986年8月1日向中国专利局递交了“近视矫正器”发明专利申请。该项专利申请是由该日本企业委托上海专利事务所代理申请的。申请日为1986年8月1日，申请号为86106540.1，优先权日为1985年8月1日JP142475/85。
经中国专利局审查，批准授予该项专利申请的专利权，授权日为1992年6月10日，专利号为86106541.1，并淤992年9月23日在发明专利公报上公告。
[问题]
1．根据我国《专利法》的有关规定，上述日本企业可否自己直接向中国专利局申请专利？
2．倘若上述日本企业在中国有营业所，根据《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是否可以自己直接向中国专利局申请？其依据是什么？
[分析]
1．根据我国《专利法》第18、19条规定：“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的，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根据本法办理。”并规定这类外国人在中国申请专利或者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指定的专利机构办理”。因此，本案中，该日本企业不能直接向中国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而只能依照我国专利法规定，委托我国国务院指定的专利机构代理申请。
2．依照《巴黎公约》第2条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在保护工业产权方面，“公约成员国的国民在其成员国境内应享有各该国法律现在或将来给予各该国国民的各种利益，而不管他们在该国是否有住所或营业所。即便是非公约成员国的公民，只要他在公约任一成员国境内有住所或有真实地、有效的工商业营业所，也可享有与公约成员国国民同样的待遇”。按此原则，如果上述日本企业在中国有营业所，依据《巴黎公约》的规定，可以直接向中国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但是，我国在参加《巴黎公约》时有保留声明，我国现行的《专利法》采取的是有条件的国民待遇知足，因此该日本企业必须依照我国《专利法》的规定，委托专门机构办理其专利申请。
合同之债
[案情]
甲国的甲公司委托乙国的乙公司用乙公司的A拖轮将甲公司的B钻井平台从美国的路易斯安纳州拖航至意大利。该合同包括的管辖权条款为：“产生的任何争议由伦敦法院审理。”拖航开始后的第四天，在墨西哥湾的国际水域遇暴雨，造成钻塔支架折断，致使钻机严重受损。根据甲公司的指令，A拖轮带着损坏的钻塔驶至佛罗里达的萨帕姆港避难。由于甲公司的请求，A拖轮在萨帕姆港被扣，并被迫提供350万美元的保释金。嗣后，甲公司无视协议中由伦敦法院管辖的条款，在佛罗里达起诉了乙公司，指证A拖轮再拖航中有过失，且违反了合同，并要求35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乙公司则在伦敦高等法院反诉甲公司，并要求其支付违反合同的损害赔偿和救助报酬。英国法院接受了扩大管辖权，并宣布享有对该案的审理资格。
在该案的审理中，英国法院以当事人选择由伦敦法院审理而推定适用英国法。
[问题]
1．本案中的意思自治是明示还是默示？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2．中国法律是否承认默示的意思自治？
[分析]
1．本案中的意思自治是默示的。因为在明示的意思自治中，当事人必须明确指出适用的准据法；在默示的意思自治中，当事人只是制定管辖法院，并不直接指定准据法，而制定管辖法院就含有以法院地为准据法的默示意思。
2．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和《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使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为选择法律的，适用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这表明，在涉外合同领域，我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也采用意思自治原则，并将其作为确定涉外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诺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第2款中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法律选择必须是明确的”，从而又排除了默示的意思自治。目前，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虽已废止，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案情]
原告A（妻子）与被告B（丈夫）于1918年在甲国结婚，并在甲国共同生活了15年，其间养育两个孩子。1933年，被告抛妻弃儿，只身前往乙国，途中在丙国取得离婚判决，而后与另外一个女子结婚。1935年，原告从甲国来到乙国丁州，并在丁州与被告达成别居协议。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被告每月给原告80英镑，以维持原告和孩子的生活费；妻子（原告）则不得基于丈夫（被告）的离婚或再婚向任何有关当局对丈夫提起诉讼。随后原告回到甲国，并在甲国继续抚养孩子，但被告却从未依约定支付生活费。为此，原告于1936年向甲国法院提出别居之诉，理由是被告通奸。1938年，甲国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生活费。
但由于被告不在甲国，甲国法院的判决未能奏效。原告于是在1947年向乙国丁州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按双方1935年达成的别居协议取得被告应付的款项。被告辩称，原告在甲国提起诉讼已使1935年的协议失效，从而结束了原告按照该协议享有取得抚养费的权利。丁州地方法院认为，由于合同当事人未选择适用的法律，因此应适用合同缔结地法律；别居协议在丁州成立，所以应使用丁州法律。而依丁州法律，原告在甲国提起诉讼，获得临时给付的裁决，已使1935年双方的别居协议失效。因此，地方法院支持了被告的抗辩理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原告继续上诉至丁州上诉法院。
1954年，丁州上诉法院审理该案时，福尔德法官主张适用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地法律，而不适用合同的缔结地法律，并且，他认为，该案与甲国关系最为密切，如订立别居协议的双方是甲国公民，他们在甲国结婚并生育子女，且在甲国共同生活达15年之久，等等。至于丁州，与该案的关系仅为别居协议的订立地，且此因素也纯因偶然造成。据此，丁州上诉法院最终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以甲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审理该案。依甲国法律，当事人之间订立别居协议后，一个甲国丈夫和父亲的主要责任，不因妻子的诉讼而自动失效；被告（丈夫）应向被抛弃在甲国的原告及子女给付抚养费。因此，丁州上诉法院依据甲国法律推翻了渊深法院的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问题]
1．什么是最密切联系原则？
2．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3．丁州是别居协议的订立地，为什么最密切联系地却是甲国？
[分析]
1．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案件发生争议时，如当事人未约定适用的准据法，则应适用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为准据法。
2．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灵活性与相应的法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国际私法案件中，法律事实和当事人的行为往往发生或完成于不同的国家或法域，可与多国发生联系，以任何一国法律作为准据法都可以找出一定理由。其中哪个或哪些联系最为密切，并无明确的、一成不变的定律，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因而最终适用的准据法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3．丁州虽然是别居协议的订立地，但别居协议中并未采纳任何丁州法律或习惯中的特有成分，丁州与双方当事人纠纷的根源——双方婚姻关系的缔结或解除没有联系。乙国也不是双方的国籍国。而甲国则既是双方当事人的国籍国，又是他们的婚姻缔结地和子女出生地，并且双方再次共同居住达15年之久。可见，该案纠纷的根源发生在地在甲国，也即甲国是最密切联系地。
钻法律空子的典型案例
案例：
2004年6月15日，四川省成都市某临街小百货店的老板魏某准备回家吃午饭，刚刚迈出店门，突然就有一个东西砸在自己的头上，疼得他大叫起来，赶紧用手捂住头部，鲜血从手中流了出来。他的妻子和儿子急忙上前扶住，发现其头部砸伤。同时发现，“肇事者”原来是从楼上掉下来的一只圆盘大小的乌龟。魏某的小百货店在小区的一楼，上面还有2到7层是居民住宅，乌龟肯定是住在2至7层的居民在阳台上饲养的。魏某儿子拿着乌龟从2楼找到7楼敲门让邻居认领，但是这些邻居均不承认自己饲养乌龟。报警后，魏某表示，希望养龟的住户能够自觉承认，承担责任，如果无人承认，他将向2至7楼居民集体索赔。请用侵权法的相关原理对本案进行分析。
分析
这个案件虽然简单，但是在法律上却非常复杂，主要涉及的是本案究竟是动物致害，还是一般的物件致害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的是动物致害的侵权行为及其责任，本案造成损害的是乌龟，当然是动物。但是，这个乌龟又不是一般的动物致害，而是在楼上坠落下来造成的损害，因此又比较接近《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的建筑物的悬挂物、搁置物脱落、坠落造成损害的物件致害责任。前者是无过错责任，后者是过错推定责任。更为复杂的是，本案致害物乌龟的所有人不明，目前还没有查明究竟谁是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最终无法查明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存在魏某所说的有可能是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楼上6户居民承担连带责任，因为这又接近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
对此究竟应当怎样适用法律，确定侵权责任，我的意见是：
1．本案的实质确实是动物致害的侵权行为。
不论怎样，这个案件造成损害的都是乌龟，是动物，而不是其他没有生命的物。但是这个案件与一般的动物致害侵权行为有所区别。《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的动物致害侵权责任，说的是动物的自主加害，是因为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动物没有管理好，而使动物由于其本性，自主加害于他人。而本案则不然，是因动物管理不当在楼上坠落，造成他人损害。尽管如此，这个案件终究是动物造成的损害，适用《民法通则》第127条确定的规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确定侵权责任，是有道理的。因此，只要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造成了损害、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就构成侵权责任。
2．但是，本案毕竟与一般的动物致害侵权行为有所不同。
因此在确定其侵权责任的时候，应当参考《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这就是，乌龟是在建筑物上由于坠落而造成的损害，因此可以按照坠落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规则处理。如果确认坠落的乌龟是何人所有或者何人管理，那么就应当由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对此，尽管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却对下面的意见具有指导意义。
3．如果经过警方侦查也无法确定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那么，这个案件就极类似于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
在重庆法院判决的建筑物抛掷物的侵权责任案件中，一个高层建筑上有人抛掷一个烟灰缸，造成过路人伤害，无法确定究竟是该建筑物的哪一个人所为，因此，法院为了保护受害人损害赔偿权利的实现，确定由该建筑物的不能证明自己没有实施这个行为的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就是建筑物抛掷物责任的规则。尽管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案件确立的规则，但是，法理认为这样的规则是合理的，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上说是公平的。当然，在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物件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中，没有规定这个规则，因为存在很大的争议。如果无法查清致害的乌龟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乌龟必然是魏某楼上2至7楼的居民之一所有或者管理，不可能是他人。因此，为了保护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权利得到实现，也就是依据民法同情弱者的原则，可以参照物件致人损害的建筑物抛掷物的规则，确定由2至7楼的6户居民对魏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其中有人能够证明自己从来没有养过乌龟，也就是不可能实施这样的管理不当的行为的，可以免除自己的责任。
结论
可见，这个案件在适用法律上的复杂程度，没有现成的规则可以适用。因此，要经过以上这些复杂的过程才能够确定。至于其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倒是简单，就按照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的确定标准确定即可，没有特殊的规则。
法律分析：南通某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某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以传真的方式签订了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两份。合同约定，原告指派“嘉庆”轮为被告运输原煤。合同中对于计算运费的依据规定为“如实际载货量不足订舱数，按订舱数计算运费”。被告接到合同传真件后，将此条中的“实际载货量”修改为“实际备货量”。原告认为无关紧要，遂同意此修改并签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嘉庆”轮两次装运的原煤均未达到船舶的订舱数。在结算时，原告主张应按订舱数结算，而被告则主张应按实际运输量结算，两种不同的理解造成运费结算差额达18万余元。双方僵持不下，原告遂告上法庭。法庭上，原、被告就同一份运输合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原告认为，实际载货量就是实际备货量，被告应当按订舱数支付运费。被告认为，合同条款中的“载”字更改为“备”字，是被告与原告法人代表林某多次协商的结果，原告法人代表也当庭确认了这一事实。而且对于被告来说，供装运的货物储备量自己可以掌控，而对依据合同约定“装货数量以船舶水尺为准”的实际载货量，被告无法精确调控。如果经修改后的“备货量”词义仍然等同于“载货量”，原告如何解释双方对合同该部分作修改的目的和意义？显然，“备”字本意是“储备”、“准备”的意思，而不是原告曲解成的“装载”的意思。合议庭合议认为，合同条款中的“实际载货量”更改为“实际备货量”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实际备货量意为实际准备运输的数量，而非已实际装入船舶的数量，原告认为备货量就是实际装入船舶的数量的观点，法庭不予以采纳。此后，承办法官对双方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终于使双方相互谅解，达成了由被告支付原告7万元运费差额的调解协议。仍然相差11万元。可见，一字千金，签合同时真是马虎不得呀！2、 一宗沉船打捞合同，双方约定沉船进行“保险理赔”时支付打捞费用。但由于保险公司事后拒绝理赔，委托方以此为由拒绝向打捞公司支付费用，被告上法庭。法院一审判决中认为，沉船打捞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合同。保险公司是否赔款，是保险公司与被保险者（被告）之间的事，不能作为被告拒绝支付打捞劳务费的理由，被告应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打捞费用。法官借此案的教训提醒所有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对文字含义一定要仔细推敲，务求具体明确，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五十九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
第六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的两个月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如果遇到不能进行选举的非常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可以推迟选举，延长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在非常情况结束后一年内，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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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不错《涉及到法律的案例》内容很有帮助